章言該:“老齡化是機遇”論該休矣,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負作用毋庸置疑
作者:   來源: 界面新聞  2020-12-14


  編者按:今年以來,有部分學者提出一種新觀點,認為老齡化不是危機,甚至可能是機遇。比如農村和城鎮化專家李鐵近日撰文指出,老齡化是社會的進步,既有挑戰,但也會產生多方面有利的社會經濟效果。而本文作者則持不同觀點。在章言該看來,用2001年以來的數據做實證分析,認為人口老齡化沒有拖累經濟增長,甚至有正面推動的觀點,忽視了加入WTO等重大事件對中國經濟的推動,有邏輯上的硬傷。

  人口老齡化,對中國人來說,是個耳熟能詳的詞了。除近年放開二胎政策后出生率短暫回升外,這幾十年里中國人的出生率總體是在不斷下降的,加之人均壽命增長,1995年至今年齡在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規模,和它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都在不斷上升。

  從學術上看,中國進入老齡化的時點,要比公眾開始對老齡化有明顯感受的時間要早得多。

  對老齡化的學術界定,比較權威的是國際人口學會編著的《人口學詞典》。它里面的定義是,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達到或超過總人口數的10%,或者65歲及以上人口達到或超過總人口數的7%時,就可以被稱為老齡化社會了。

  2001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首次突破7%,達到了7.1%。根據上面的老齡化定義,2001年中國就正式步入了老齡化社會。


  但社會上開始大范圍討論老齡化,是在2010年之后。一方面,是因為2010年至今,中國GDP增速幾乎一路走低,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,開始在數據上有直觀體現。另一方面,是因為2010年全國職業求人倍率首次突破1,此后一直上升。突破1表示在就業市場上,新增的崗位數比求職的人數多,中國開始出現老齡化之后,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。

  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偏負面,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認同這一點,包括筆者本人。

  直觀上來理解,老齡化之后意味著整個社會上,能夠從事各種工作的人口比例降低了。而且隨著社會平均年齡的增長,單位勞動的工作效率也會下降。

  老齡化也會影響一個社會的資本積累速度。平均意義上講,一個人在工作的時候,他的收入會比開支多,沒有花掉的那部分錢,通過存款、買理財、買基金等方式存起來,希望留到以后用。這些不同的投資方式,本質上都是一樣的,就是儲蓄。而退休后的老年人剛好相反,沒有通過勞動給社會創造產出,主要是依靠以前的儲蓄生活。

  因此,一個社會里工作的人比例越高,它的儲蓄就會越多。儲蓄多了以后,這個社會就能有更多的錢用來做投資,比如修路造橋、建設工廠等等。新中國成立后的很多年里,都在搞工農業剪刀差,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要通過剪刀差,來控制農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費,犧牲他們福利的同時,加快工業資本的積累。

  一個社會邁入老齡化之后,老年人口比例上升,由于他們主要是消耗儲蓄,這個社會總儲蓄的增量會減少。當老年人的比例上升到一定水平后,老年人消耗的儲蓄規模,要比在職人員的儲蓄還要多,整個社會儲蓄就是負的了。這個時候不光沒有新的投資,還得消耗之前的投資,用來滿足現在的消費需要。

  在經濟學理論里,勞動和資本是兩個最基本的生產要素。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了解下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,它認為一個社會的總產出,也就是GDP,由技術、勞動和資本這三個要素共同決定。某一種要素越多,在另外兩個要素不變的情況下,社會的總產出就越多。

  前面分析了,老齡化在降低勞動人口比例和勞動效率的同時,還會減少儲蓄、降低資本積累的速度。因此,邏輯推演的結果是,老齡化對社會產出和經濟增長的影響是負面的。

  這些觀點也獲得了一些實證研究的支持,比如,齊紅倩等在2018年發表的論文中,基于中國31個省份2001-2005年的數據發現,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呈現非線性及顯著的門檻特征,其對經濟的正向效應隨時間變化先下降后上升。

  但是筆者在查閱了大量類似研究發現,它們有著技術上和邏輯上的缺陷。

  不同研究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,跟實證方法不同有很大關系。這屬于技術上的缺陷,因為很難有讓大家公認并運用的計量模型方法。

  一個技術缺陷是指標的選擇不同。比如經濟增長率,有的用人均GDP增長率,有的用地區GDP增長率。再比如在生產函數中資本這一投入要素的選擇上,一些研究只考慮有形的物質資本,而有的研究把人力資本也考慮進去,因為勞動力不光有數量還有質量,教育程度提高能夠增加每個人的產出。

  不同的指標選擇,有可能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。舉個例子,有的觀點認為老齡化之后,中國的經濟增長并沒有放緩,就認為老齡化不會導致經濟放緩。但實際上經濟增速沒有放緩,可能是因為剩下的那些在職人員,他們受教育程度提高后工作效率提升了,抵消了老齡化的負面影響。此時,模型有沒有考慮人力資本,結果很可能會截然相反。

  用數據來解釋便于理解。假設人均產出增速從4%提高到5%,其中老齡化導致的人均產出增速從3%減到了2%,人力資本提高所貢獻的人均產出增速,從1%提高到3%。

  如果沒有將人力資本考慮進去,就會因為單位人均產出還在增加,從4%提高到5%,而認為老齡化對經濟增長沒有負面影響。如果考慮進去了,就能發現人均產出增加,都是由人力資本積累貢獻的,即主要得益于教育程度的提高。剔除人力資本的影響后,人均產出增速3%降到2%,老齡化的影響是負面的。

  另一個技術缺陷是模型的選擇不同。有些用比較簡單的面板回歸模型,有的用相對比較復雜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,還有很多其它計量模型,紛繁不一。不同模型的假設前提不一,數據處理方法也不同,即使原始數據都是一樣的,用不同模型做的實證分析結果,也很可能是不一樣的。

  相比于技術上的缺陷,邏輯缺陷問題的解釋更直觀。大家都知道,經濟產出是由很多因素共同決定的,人口和勞動力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。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總產出的拖累,很可能被其它因素的正面推動給抵消了。

  由于中國是2001年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的,大部分實證研究使用2001年開始的數據,來研究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。這些研究最大的問題在于,它們假定其它因素不變,但實際上2001年以來,有很多重大事件對中國經濟增長有決定性的作用。

  以2001年加入WTO為例,它至少從以下幾個渠道,讓中國經濟加速騰飛。

  一是打開國際市場后,中國的出口加快,尤其是工業品。很多農村富余勞動力離開家鄉,到東部沿海地區的工廠打工,而工業部門的人均產出,是要比農業部門高不少的。這就是常說的對外開放釋放人口紅利,它足以抵消人口老齡化初期,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總產出的負面拖累。

  二是出口高增長后,出口企業賺到錢了,面對海外對中國制造的龐大需求,它們有動力新建廠房和技術改造等來擴大產能。地方政府為追逐GDP,也加大了基礎設施建設,而基建是有正外部性的,能夠方便企業更好連接上下游企業和終端市場。這些都是生產函數里的資本,對經濟也會有正面推動。

  三是融入全球市場后,中國的創新步伐加快。市場規模越大,能夠讓單位產品所需的創新成本被攤薄得越低,企業也更有動力通過科技創新來搶占市場份額。中國加入WTO之后,創新能力明顯提升,哈佛大學增長實驗室的研究顯示,衡量產品技術含量的指標——復雜性指數,中國從2000年的全球第39名,上升到2018年的第18名。

  勞動產出率、資本積累和創新步伐,三者共同作用下,很容易對沖掉人口老齡化初期,它對經濟增長的負面拖累。

  假定其它條件不變,使用2001年開始的數據做實證分析,這些研究有很明顯的不符合實際的邏輯錯誤。因而基于此所得出的結論,并不具有什么說服力。

  全面放開二胎的政策效果遠不及預期,上世紀60年代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人口,2020年已逐步到了退休年齡,以及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,都讓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變得越來越嚴峻。

  都到這一步了,還在通過有技術和邏輯缺陷的實證研究結果,來宣揚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不大,甚至有正面影響的觀點,可以休矣。從模型中脫離出來,回歸常識,積極應對,是現在更應該做的事情。

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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